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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安很小,县城更小,走在街上全是熟人.如果哪天有个不认识的人在街上走过去,要引得大家议论半天.这样一个地方,小学的同学差不多全是熟人.
我们这一届是1970年进的小学,250个学生,分成五个班.这一届命中注定就是学制多变的一届.先是春季入学,读了几年改成秋季入学；先是在一小上课,三四年级又到二小上课,每次全校开大会还要扛着板凳到一小去.四五年级又回到一小,后来又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改变.
小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 不知在哪里说了一句,小学办初中班是个好办法,于是全国做实验,我们这一届最好的两个班,三班和五班就留在一小,作为初中班,其余的三个班到了一中读初中.那个时候不讲学习,所谓好的班,就是劳动出色,不要命地苦干,然后是一些能歌善舞的同学.
留在小学读初中的这两个班,过了两年非人的日子.那时候天天勤工俭学,到处去挖鹅卵石,用锤子砸成细细的石子,卖给铺柏油马路的工地.不挖石头的时候,就是天天支农,今天这里插秧,明天那里修河道.好不容易有个既不学工也不支农的日子,那就天天搞大批判和游行.今天批 ,明天批“ ”；今天哀悼 ,明天欢呼华主席,没完没了地上街,一年到头难得在教室里消停一下.所以当时两个班的班主任都成了同学们切齿痛恨的人.
其实一班的班主任王文京还是一个非常正直和善的人,他家住在墩子塘,我们也算是老街老邻.上大学以后我和唐农还专门去过他家一次,那是转学到了北京的周红青,托在清华读书的唐农给王老师送了一张她自己的照片.一个当年和父母一起从北京下放到红安的高干子女,多年以后还记得这个山区的小学老师,可见这个老师的人格魅力.
王文京当时在班上推出了一个榜样,就是我小学同班的郑凤珍,后来去了美国改名为郑婕,现在又随夫姓叫 Julia Miceler,这是一个德国的古老姓氏.我们是邻居,只记得她小名叫丫头,所以她父母现在提起她,还是一口一个丫头,那个德国姓氏的洋名怕是从来不知道的.郑凤珍平时表现优秀,特别是有一次得了脑膜炎昏倒住院时,醒来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给学校请假?”这真是了不起的觉悟.于是我们掀起了一个学习郑凤珍的运动.每次看见郑凤珍从教室外的窗口走过去,我们都要悄悄地满怀敬意地多看几眼.有一天住在南门岗的姜楚忠（小名丑货）很神秘地跟我说,“我今天在米厂看到郑凤珍了”.丑货他们家是米厂的,他爸爸外号叫一把手,有一只手在部队炸断了,转业以后到米厂当了过磅员,就是看磅秤的,一只手就够了.郑凤珍的母亲在面粉厂卖面粉,每次看见我去买面粉,总要在我脸上抹点面粉.他们都是粮食系统的,所以在米厂看到郑凤珍应该不稀奇,但丑货还是觉得很荣幸.
郑凤珍很快入团了,是全年级第一个团员.我们原来看好的能第一个入团的王安娜,因为有海外关系,外调时被卡下来了.王安娜是个高大壮硕的女孩子,站在我们面前像一座山,外号“铁姑娘”,干力气活真的是一个能顶好几个,如果打架没有一个男生敢跟她动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就曾经把班上最坏的男生江进提起来,像扔麻袋一样从教室里抛到教室外.她表现好,力气大,能吃苦,一直在各种劳动中受表扬,我们很崇敬她,没想到因为这个原因让她入不了团.那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海外关系.记得我还为这件事和胡伟文抬杠,我说中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海外关系,因为你的亲戚的亲戚的亲戚,可能就在国外,你现在不知道,只要你愿意推下去,总能推到一个.王安娜就是根本不知道家里有这样一个亲戚跑去了台湾,学校到她老家外调时,一层又一层地剥开,才查到了有这么一个转了七八道弯的亲戚.这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家伙,一下子毁了她的政治前途.自此以后,王安娜有点一蹶不振,后来她没有参加中考,直接到省体工大队去当铅球运动员去了,曾经拿过一次全运会的亚军,退役后在武昌一个体育馆工作.
当时班主任王文京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是个隔了很远的亲戚,应该让一直表现优异的王安娜成为第一个团员.但是负责发展团员的体育老师王海银是部队转业的,思想左得很,认为第一个团员不能在政治上有任何瑕疵,他一定要卡下来,结果就卡下来了.
初中那个年龄,正是反叛的年纪,很不幸让二班的我碰上了一个喜欢镇压叛逆的班主任,后来居然还当了小学校长.初中两年,他热衷的就是学工学农开批判会.他带的语文课基本上就不上课,找来一本《语文基础知识》,一到上课时间,就让语文课代表廖进把这本书里面的东西抄写在黑板上,然后全班同学在下面抄写,这就算是他上课了.可怜的廖进同学,春夏秋冬就这么抄了两年.
二班同学明显被分成老师喜欢和不喜欢的两拨人.周建明（小名光头）的父亲是医院的眼科医生,老师经常要找他看病；徐志强的父亲是木材公司的经理,老师要找他开后门买木料打家具；郑京华的父母是糕点厂的,那时买糕点要凭票,通过郑京华可以买到不要票的糕点.所以这些人都是老师眼中的红人.我们这些家里没有任何用处,父母只会出苦力做临时工的人,为人又不乖巧,当然成为反衬好学生的坏学生.所以那时被老师揪耳朵写检讨,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
有一年批判 的大游行,每个学生举一个牌子到街上游行,每个牌子是一个大大的红字,组成一个标语,我们那一组的标语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举了一个“击”,庞四海举了一个“倾”,集合排队时,我和庞四海为了一点小事打起来了,用手中的标语牌互相对打,结果把这两个字打烂了.哨声一响,排队到街上游行时,少了我们手中的两个字,于是我们这一组的标语变成了“反右方案风”.这还了得,成了反革命标语.于是班主任把我们留在办公室写检讨,写了一天一夜还不让回家.我们也不客气,趁他不在办公室,把他做饭的煤油炉中的煤油倒进了他炒菜的菜籽油中,算是一泄心头的不满.
去世时,大家觉得天要塌下来,每天组织全县人民排队到大礼堂去祭拜,哀乐一起,就听见人们悲天怆地的哭声.记得开 追悼会那天,所有人一动不动地保持一个姿势站在广场上,听完了从中央到省到地区到县的各级领导致悼词.别的没有记住,只是记得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耿协蓝,就是耿红三的爸爸,代表红安县致悼词,说 曾经为红安县的一份材料写过重要批示,叫做“干部种试验田好！”于是全国的干部都去种试验田.我们从头到尾站了六七个小时,结果很多同学昏倒了,抬到医院去抢救,这些昏倒的同学事后还受表扬.特别是郑京华同学,他在广场上昏倒了,被医生救醒以后,马上又回到广场,继续站在那里,坚持到追悼会开完,这是对 有深厚感情的表现.我后来很后悔,早知道这样,我也应该就地一倒,昏倒一回,至少可以洗刷一下落后分子的名声.
追悼会开完了,学校每天还要组织追思大会,每个人都要上台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缅怀 的恩情.这个场合,一定要表现出感情,就是要做悲痛欲绝的样子.班主任本来是出身富农家庭,完全没有资格讲这些东西,可他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讲述他家在解放前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讲得班上一些女生号啕大哭,差点哭得要昏过去了.胡伟文老家和班主任是一个塆子的,对他家的老底很清楚,他悄悄给我写了一个条子,“猪鼻子插葱,装象”.我看了这个纸条真想哈哈大笑,但那个场合,比的是谁哭得伤心,才是对 有感情,如果笑出来,肯定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的.记得有个叫石新华的女生,刚从农村转学来到县城,因为去悼念 的路上笑了一下,被工宣队的老师看见了,不光在班级上批评,还去她老家外调,看看她家是什么出身,还好她家出身贫农,算是过了一关.所以那时是绝对不能笑出来的,我实在控制不住,于是一头趴在桌子上,双手抱住头,作痛苦哭泣状,用干嚎掩盖住笑声,这才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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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消逝的年代里的人和事
去过朝阳，感受过那里丘陵环绕的莽莽天地间的风情和神韵，在牛河梁遗址寻觅过木落草稀的文明剪影，大小凌河的默默流淌则像一首来自远年的歌。如果说，许许。
老家人和事组诗
暗算农民吴贵福的脸，黑土地般茂盛着庄稼的呼吸，他把丰收抱回家转过身去，一边遥望土地一边拈动着胡须庄稼唰唰的响声，飘动田野上的静粗壮的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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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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