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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策参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公民政策参和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这是公民政策参和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原因所在.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和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和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和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和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关键词: 公共政策; 公民政策参和; 合法化
中图分类号: D60; D62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0)02-0025-04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Policy in China
YANG Cheng-hu , LIU Jian-lan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China)
Abstract: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policy process is not only a new 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executive, but also a new constraint force to the rational exercise of executive power.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citizen policy participation paid universal attention b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 effects of citizen policy participation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The surface vigorous and the actual results unapparent of citizen polic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re due to lack of proper co-ordination of the power system. Empowering ordinary citizen with substantial participation right, and avoiding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ower are the possible outlet to the plight of citizens policy participation.
Key word: public policy; citizen participation; legitimate
一、研究的问题
在政策科学的理论视野中,公民始终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概念.重要在于公民同时是作为公共政策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而必不可少,且在公共政策 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殊是因为现实中的公共政策过程很少有成功的公民参和,在一定意义上说,公民只是单纯作为政策的规范客体而存在,公民参和也只是政府政策寻求合法化的外衣而不得不走的过场.
自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重新确认了“公民”和“公民参和”的概念、明确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和”的命题以来,经由政府自上而下的鼓励和动员以及民间自下而上的参和和推动,以听证会、讨论会、恳谈会、“万人评议机关”等为主要形式的公民参和迅速成为中国公共生活“ 化”的一个符号,一场“新公民参和运动”可谓初露端倪[1]4.公民参和不仅被视为公共决策 化的重要制度保障,也被赋予了推进行政 化进程、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功能期待.
尽管我国公民参和被赋予了众多的功能期待,但仍没能够逃脱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结局.公民参和的这种理论推崇和现实缺位的矛盾,激发出一大批研究成果[2],多数研究者基本遵循着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式:首先列举公民政策参和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然后从各种角度剖析其中的原因,最后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各种*之策.不过,这些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将体制和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直接套用西方公民参和的相关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公民参和的现实,忽视了理论背后的预设前提,往往只能得出公民参和意愿不强、参和程度低的结论.
中国的公民参和是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体制和制度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相同的目标背后可能隐含着不同的价值诉求,因而应当有着不同的理论思考.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差异,就很可能和真正的问题失之交臂.因此,如何基于中国的体制和制度解释公民政策参和的缺位,是公民参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西方国家公民政策参和:从“传送带”理论到“利益代表”理论
虽然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公民参和的历史追溯至遥远的古希腊城邦时期,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参和是代议制 制度陷入困境后的产物.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治理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代议制 制取代了直接 制,从城邦国家的历史角落迈向了民族国家的辽阔领域.这种将代表制和 制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不仅大幅度地降低了直接 制必然产生的高昂的决策成本,而且较为有效地削除了 或寡头决策必然带来的高昂的外部成本,J·S·密尔赞誉其为“现代的伟大发现”、“理想中的最佳政体”[3].
代议制 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根据被普遍接受的人 权原理和契约国家思想,国家权力被认为是建立在“同意”(consent)基础上,这种同意在制度上表现为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在代议制 制度的框架中,经由普选产生的民意代表机关(立法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立法权和行政监督权是它所拥有的两项最重要的权力;非经民选产生的行政机关的主要使命是执行法律,其权力主要来自立法机关的委托或授权.行政机关只要严格依法执行法律,即使在特定个案中剥夺了某一或某些公民的权益,仍可借助立法机关的合法性而得以合法化.这种由民意代表机关向行政机关传递合法性的理论被称为“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理论[4]1-2.
“传送带”理论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其一,立法机关的“立法指令”应尽可能详尽具体、明确无误,排除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其二,行政机关的运作程序应保证它能够严格遵守授权法,并方便司法机关对行政活动进行司法审查;其三,司法机关的主要使命是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严格遵守授权法,以此保证个体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缺陷的不断暴露,西方国家的政权结构开始从“议会主权”型政府转变为“行政集权(主导)”型政府.这一转变的背后是,现代国家一改昔日消极的“守夜人”角色,普遍加大了对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动承担起公民“从摇篮到墓地”的“生存照顾”义务.在“福利国家”、“强化管制”等理念的引导下,议会立法开始涉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受人员数量、经验、专业水平、工作时间的制约,立法机关的立法速度远远跟不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在范围上日益扩大,在标准上日益模糊,行政机关由此获得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它已不再是对“立法指令”的“执行”(administration),而是对市场和社会的“管理”(management),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成为行政机关实现其职能的主要方式[1]25.面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大,司法机关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技术对“福利国家”赋予公民的新权益(比如福利、社会救助、劳工等)实施保护,因而只能保持自我克制.这种国家权力分配格局不仅从根本上削弱了“传送带”理论的基本假设,也对西方代议制 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下,无须对公民负责的行政官僚机构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的底层[5],而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以及作为公民权利守护者的司法机关对此却束手无策.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公民政策参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好政策与公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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