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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青年学中医,心中有疑惑
诗人朱湘1922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当时19岁的他,已名列“清华四子”之一,是清华校园里有名的才子.名声在外,就有很多热爱文学的青年给他写信.中医师高思潜便是其中之一.
高思潜是当时典型的进步青年形象——爱国,爱好诗歌,不过因为家境贫寒,十四岁就要外出糊口,他只有放弃文学上的爱好,专心学医,行医.但对他来说,行医并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对中医药学进行更深的研究.他在给朱湘的信中说,“无论何人,若对于他的职业毫无兴趣,那他的行为便同机械的作用一般.”
学中医,高思潜有两个办法.其一是“通小学”——“小学”即是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有了这些根基,才能明了古代岐黄（岐伯和黄帝,相传为医家之祖）、越人（扁鹊）、仲景（张仲景）所著医书的内涵.其二就是“通西学”,“以窥解剖生理之奥秘”.高思潜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医经典,同时以西方医学的知识来观照中医,这样才能对中医学习做到不盲从.
在那样的年代,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进步青年,高思潜对于当时的中医状况是很不满的.他在信中向朱湘倾诉说,“阴阳五行之说,当然是谬妄虚诬的”,但社会上的多数人还是要维护阴阳五行之说.整个中医界,“完全是泥古的,抱残守缺,不肯创新.而乡下的中医师呢,则是不学无术,忽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叶天士不知是什么人,《温病经纬》不知是什么书,动手就是柴胡、桂枝,再进便附子、肉桂.”就这样,他们既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创新,医术水平十分低下.
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高思潜十分无奈,他只好一面研究中医经典,给中医期刊《三三学报》撰稿,一面写诗解忧.
后来,他和朱湘的往来书信刊登在了《三三学报》上.这成为了研究中医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从高思潜的信中可以读出当时的中医状况、中医治学方法和中医师的修养,而朱湘的回信,则表明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医的普遍态度.
朱湘说,他从小就听过很多中医的故事,这些故事半真半假,所以“我国医术的不可测已可斑见”.
不可测,就是灵异了.作为一个基本不懂医学的知识分子,朱湘的结论是,“这种灵异的发展如能再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一番,则裨益后世,这是我敢断言的.”所以,他希望高思潜能潜心研究中医治疗疾病的奥妙,把中国医学“整理得清清楚楚”.
名中医,大多是自学成才的
中医的传承,很大部分就是靠了这些高思潜尤为看重的中医经典.近代的很多名中医,和高思潜一样,并非出身中医世家.他们偶然对中医发生兴趣,想要学习中医,就开始翻阅古医典籍,然后自学成才.
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的萧龙友,就是其中之一.他童年时,由于其母长年有病,便留心于医药,经常翻阅古医典籍,每有心得即作笔记,日久后竟“积稿盈尺”.同时,他也会去药店求教医药常识.随着他的古文水平越来越高,中医理论知识也就不断丰富.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就挺身而出,年仅22岁的他,同当地医生陈蕴生一起沿街巡治,用中草药救治病患,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经此一事,萧龙友声名鹊起.
不过,对萧龙友而言,行医只是“副职”.他是传统的读书人,考科举、做官才是正经事.1914年,他奉调入京,在财政、农商两部任职,做官之余行医治病,传说诊治过不少有名的病人.
1916年袁世凯病危,萧龙友入总统府为其诊断.萧龙友切脉后,断定袁的病为尿毒症,提笔开了处方,必须服药静养.但那时内外交困的袁世凯如何能静得下来,便很快死去.
1924年,带病北上的孙中山病情日趋严重,难以饮咽,便请萧龙友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可及.孙中山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这说明萧龙友诊断无误,一时社会为之轰动.
医生当得太好,就不想做官了.萧龙友觉得,数十年宦海浮沉,倒不如行医于国有益.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他就毅然弃官行医,以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的宅院为诊病之所,正式挂牌开业.这也印证了那句俗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专职行医的萧龙友,医名日隆,成了一代名医.1936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书中“中西名医”篇记云：“萧龙友：为北平名医,惟年届古稀,精力就衰,摒去外缘,不再诊病.但亲友中有疑难大症请求者,间或出诊.”
萧龙友行医,出诊的价格是西城八元,东、南、北城路远加倍.车前面坐两个人,一是司机,一是管事.看完病把礼金交给管事.如果请去看完一个病人,顺便再给家中其他人诊脉,开个方子,便再加二元.他的方子以草药为主,药剂很大,价钱不贵,不大开贵重药,也不指定药店去买.
萧龙友的行医佚事,北平街头流传得很多.某夫人产后虚弱,病情十分危险,便请萧龙友为之诊脉.经仔细“望闻问切”之后,开出药方,病人当场吃完药,就大吐起来,吐出绿色的滓状物,自此病就好了.
梁启超寓居天津时,有一次夫人生病,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桢便请了萧龙友出诊.经萧龙友精心医治,几天之后,梁夫人的病就好转了.临行时,梁启超大笔一挥,嘱向帐房领钱：“礼金大洋贰佰元.”当年的200元大洋可不是小数目,学生笑谈：“真是总长的派头.”
后来,1929年,梁启超患病便血,相传也找萧龙友看过.梁启超先赴协和医院检诊,西医诊断为肾上有病,必须手术切除.但梁启超放心不下,便去问萧龙友的意见.萧龙友认为他肾脏无病,应该慎重行事,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但梁启超还是赴协和医院手术,结果手术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医生割了好肾留下了病肾.这次医疗事故,引发了文坛上激烈的中西医之争.
文坛领袖也要看中医
却惹出两桩公案
中医,说是中国的医学其实并不准确.中医这个词是清末的时候才出现的,就是一个区别于西医的称谓,其实叫传统医学更为合理.而西医呢,说是来自西方的医学也不对,应称为现代医学.所以,中西医的各种纠结,其实无关中西,而是传统和现代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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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九龍荃灣暴動60周年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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