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甘余话之史料价值,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分甘余话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分甘余话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分甘余话》为王士笔记的一种,是王士禛晚年罢官后所撰.其内容广博,对典章制度、社会风俗、诗歌品评、前人著述、字义辨析、地方物产乃至治病验方都有所涉及,对于研究王士禛的诗文论述,王氏家族以及清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分甘余话》 王士禛 诗论 史料价值
《分甘余话》共四卷,278条,是王士晚年所写的一部笔记.据作者自序：“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叨冒尚书,年逾七.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①此书当为作者晚年罢官家居时所撰.
王士一生著述甚多,仅笔记而言,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等多种.《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兼谈学问的笔记,内容似乎显得有些庞杂而又凌乱,因而受到的关注并不多.目前为止,研究《分甘余话》的著述和论文甚少,只有在一些论述王士诗论观的论文中有所提及.本文就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89年刊刻,张世林校点的《分甘余话》为依据,对其内容和史料价值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分甘余话》的成书及其版本
据王士在自序中所言：“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等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庶使子孙辈知老人晚年所乐在此尔,不敢谓如袁伯业老而好学也.”可见,《分甘余话》成书本意应当在于消遣,而并非学术和考证.但即便如此,《分甘余话》中仍然不乏学术.其中关于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理论观点的条目就有六十一条,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分甘”取自《晋书·王羲之传》中的一个小典故.王士于自序中言：“昔王右军在东中,和吏部郎谢万书云‘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云云.”
据中华书局1989年校勘版《分甘余话》序言,康熙四十八年（1709）序刊本是《分甘余话》最早的刻本,七略书堂校勘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分甘余话》自序中,王士的落款时间为“乙丑腊月”（即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可见《分甘余话》最早的版本刊刻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四十八年.此后,《分甘余话》的保存都较好,亦未出现讹、衍、脱、变的情况.1989年2月,中华书局对《分甘余话》重新进行了刊刻,并由张世林点校.此次重印和点校,以初刻本为底本,对书中引文有疑问之处均作了校对,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字.另外,为了方便读者检索,还补拟了每条的题目,进行统一编号.
二、《分甘余话》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而又兼谈学问的笔记.书共四卷,278条目.篇幅如《古夫于亭杂录》一般,不是很长,但记叙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在中华书局版前言中,张世林赞其“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将《分甘余话》和《古夫于亭杂录》编排在了一起,归于《四库全书》第870册,子部一七六,杂家类三,杂说之属,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评论它说：“大抵随笔记录,琐事为多.盖年逾七十,借以消闲遣日,无复考证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谈》《居易录》之详核.”这评论还是很中肯的.但也正是因为笔记的随性和散漫,其中记录的内容颇为广杂.无论是关于诗歌评论的学术批评,还是记录当时典章制度、风俗人情、地理笔记乃至书目记录,都在《分甘余話》中有所提及.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学术研究、文献考证,即使在历史考证、民俗研究上,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所记典章制度对清朝文化研究的意义
清人大多好言典制,所以笔记中涉及者颇多.王士于清廷为官四十六载,官至刑部尚书,往来朝堂,深谙典章,所记诸事乃是本人亲历亲闻,故书中有关典制记载可以作为清朝典章制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分甘余话》中即记录了王士在清朝为官时所遵循的礼法和典制.
在《分甘余话》卷一第四条“清代视朝仪”中有关于清朝初期早朝的典制记录：“本朝凡视朝,驾未出,则内阁大学士、学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佥都御史先入侯驾.驾出,先于保和殿升座.内阁、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礼毕,先自御路趋往太和殿,内阁立殿门外东,西向；都察院立门外西,东向.然后驾至升座.诸王分东西班鱼贯而入,敷茵于地而坐.起居注班诸王后,东向.其诸王谢恩则拜于台阶之上,毕,然后尚书已下文武官员谢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然后外国陪臣行礼亦如之.”这里详细记载了清朝视朝时的礼仪.从视朝过程,到文武百官的排列,以及百官叩谢的方式都有了详细的记载.
王士作为尚书级别的官员,并为官几十载,其记录还是可信的.此种记录,可以作为清史研究的资料使用.在卷一第十条“南书房”中王士记录：“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这里详细记载了南书房的机构及其严格的出入制度.卷二第一百一十二“内升外升”中又有关于清朝官职品级的记载：“世祖皇帝顺治中,各省布政使内升,有径升侍郎者等康熙中,重定品级考,布政使外升巡抚副都御使,内升则太常卿、顺天府尹等旧制：按察使内升则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升内之大四品也；布政使升常少、鸿胪、府丞,则以外之二品升内之小四品也,又和常例不同.”而卷四第二百三十八条“拒领仓米”则记录了康熙年间遇到灾情时朝廷对于赈灾救济的方法：“康熙四十六年,济南属邑大旱,巡抚檄济东道佥事宋君澄溪临县赈饥,使各邑绅士造佃户册,按其名领仓米.”这些记录大多零散而又不全面,但确实是由王士真真切切的经历所写成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清朝典章制度的研究很有价值.
(二)所载社会风俗对研究清初社会风俗的巨大价值
《分甘余话》中对于社会风俗的记载都是王士时代的事情.作者或以奇闻逸事的方式记载,或以亲身经历的态度将其记录下来.这对于研究清初的民风民俗有重要意义.在卷一第五十六条“腐儒问妓”中王士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载了清初儒生饮酒狎妓的风俗,出现了所谓的“妓席”.卷一第五十七条“马吊牌”则记载了清初吴地斗马吊牌,吃河豚,敬畏五通邪神的社会风俗：“余常不解吴俗好尚有三：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虽士大夫不能免.近马吊渐及北方,又加以混江、游湖种种诸戏,吾里缙绅子弟多废学竞为之,不数年而资产荡尽,至有父母之殡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终不悔也.”这里记载了清初马吊牌在缙绅子弟间的盛行之风,以及当时世人生活娱乐的一方面,既是对马吊牌这种娱乐方式在清初的记载,又是对当时社会风气,以及吴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反映.卷二第八十九“面似靴皮”则记载了清初官场习气：“田元均为三司使,厌权贵干请,然不欲峻拒,每温言强笑以遣之,谓人曰：‘吾为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三司使作为一个司法的官员,每天要被权贵各种宴请和拉拢,如何能秉持公平,依法办事呢?而作为三司使的官员,对于这些权贵的邀请,却也不敢严词拒绝,只能做作地赔笑.这样的三司使,办案又有何原则呢?从中可见清初官场的腐败以及权贵藐视王法,官员收受贿赂的种种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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