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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韩东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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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是当代诗坛上为数不多的系统地接受过哲学教育的诗人,山大哲学系的学科背景,为他思考诗哲学提供了“近水楼台”般的便利.关于韩东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实践,如果不能从诗哲学来认知和考辨,是难以理解韓东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位置的.在中国诗歌传统里,“诗”的“兴观群怨”“言志”“载道”等等广为人知的说辞,都是从诗之功能性来认知的,而不是从诗之本体性来认识.用哲学的方法,把诗的外部认知转向诗的内部自身,致力于诗和真理、诗和语言、诗和空间的考辨,这是韩东对中国新诗诗哲学转向的巨大贡献.

一、诗和“真理”

明确地把诗放到“真理”的位置上来认知,是韩东对诗哲学思考的一个核心成果.“真理”一词,是一个外来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一个和之精确对应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有些类似于“道”,但又有明显区别.“真理”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真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真理是存在和思维的符合;二是,真理是运动的,“它呈现为一条错误之路”.真理具有实体性,既是思维层面的,又是存在层面的,是这两者的遇合,是把世界作为整体性思考中的一个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

作为诗人的韩东,他多次提到诗和真理的关系,诗人朵渔敏锐地认识到韩东这一表述在其诗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并对韩东这一理论划分了三个阶段进行考察.韩东明确提出:“我的根本问题就是:写作和真理的关系.”至于写作和真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直到九十年代,韩东才这样解释到,“我力求把写作跟真理挂钩.如果和真理不挂钩不沾边,那样的写作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韩东把自己的写作自觉地纳入到“真理”的体系之中,力求把“写作”和“真理”取得关联,在韩东眼里,如果“写作”和“真理”不发生关联,“都是毫无意义的.”韩东这一发现,抛开了以往非本质的环节,直抵“真理”境界,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有振聋发聩的革命性.到了新世纪,当再次审视 “写作”和“真理”的关系时,韩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又做出了自己的调整,他说,“我写作跟真理也没关系,就是说我的写作也没有意义.我确实说过,任何写作只要和真理无关,就是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写作,也是很多人也在做的这件事,都是没有意义的.能有什么意义? 你说.”韩东在这里有自嘲和自谦的成分,把自己的写作说成“和真理无关”,把特殊的“个我”单独拿出来,以保证“真理”和“写作”的普遍性.对于写作的真理性的坚守,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固守.

在文学史上,凡是构成意义的写作,一定会带有“真理性”,尽管韩东否定了自己写作和真理的关系,但并未否定真理和写作的关系.而“诗”的“真理性”,一定是朝向“诗本身”的写作.

二、诗和“语言”

韩东所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成为第三代诗人的纲领性口号.这个口号是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标志着中国新诗诗哲学的转向,把对诗的关注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工具性转到实体性,激励了一代诗人的诗学探索.

“诗”作为一种具有实体性的客观存在物,它必须通过外现的语言来达成“诗自体”的实现.诗即语言,到语言为止.这个运动就是一次完成的运动.在这里,作为诗人“头脑”中的意念,和作为客观的“诗”相遇,并且通过语言“显现”出来,便形成了诗.

这就截断了“诗”的文化前提,把“诗”从“文化”前提的汪洋大海中凸显出来,并成为自己.把“历史的”、“诗人谱系”的因袭统统拒之于“到等为止”的门外.“诗到语言为止”这一理念,重新规定了“诗”的形成体系和解读体系,由此带来中国新诗诗哲学的转向,即诗从以往的“言志”、“载道”、“抒情”、“教化”的为它性(工具性),转移到具有自在、自为、自因的实体性.

韩东初入诗坛的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以先锋的姿态出现,以其“思想解放”、“诗体崛起”的面貌,带来了新的语言体验,把诗从狭隘的意识形态的强烈的规训中解放出来,把诗从模式化的语言中解放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鲜的、崛起的话语体系和抒情方式.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这一观点,是对当时“朦胧诗”的继承,他沿着朦胧诗诗体解放和人性解放的双重启蒙路径,继续向前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已经走得很远,也更加彻底,是对朦胧诗的一种超越.朦胧诗尤其在和“寻根派”合流之后,“文化”又成为它的方便上手的工具和外在枷锁,在这种“文化”的强大引力场之下,“诗”又降身为“文化”的工具,诗的实体性再次被搁置,这引起了韩东的警惕.韩东敏锐地感觉到,“朦胧诗”从一方面讲,是“抒情诗”的“代偿性”的反叛,其宏大诗歌叙事,壮阔的诗歌抒情,又往往以绑架“文化”来实现“诗”.此种情境之下,“个我”的生命,难以发出自己的“诗”的声音.所以他迅速调整了诗学立场,另辟蹊径,从诗的内部寻找诗之所以为诗的因由.

中国新诗肇始于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的倡导者,在语言和形式上都打破了以往古典诗歌的僵化和束缚,但在对于诗歌本体的认识,依然没能摆脱“言志”“载道”的工具理性品质.在其后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尽管有过象征主义诗歌对于诗本体、诗形式乃至诗文法的探索,使得诗在自在自为的主体性认识中,获得了初步认可.

我们发现,韩东的诗歌实践和诗歌理论和中国新诗的“纯诗化”脉络,是一脉相承的.尽管韩东一再否认自己和诗歌谱系的关联.实际上,任何一种构成意义的诗歌写作或诗歌理论,它一定是“诗歌”体系中的一环.韩东在诗歌语言上的探索,是当代诗人中,做出最大努力的人之一,这种探索是和语言系统的清除有关,它不仅坚决截断了“历史”“文化”“大诗系统”对诗歌的侵蚀,而且在这清除干净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诗歌观念,这不仅是对“影响的焦虑”的现实回应,也是其“生命”在“诗”中的觉醒.

有学者认为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含义是: “由于文学活动是早已有之的,语言意义的积累、固执、硬化( 即文学化) 在所难免.它的好处是给人们阅读( 不仅是文学作品,也指对世界的认识) 提供了方便,它的坏处是使语言逐渐丧失生机,运转不灵.重复即意味着磨损.如果语言的运动可以比作一个器官,过度运用必然导致功能的减退,特别是某一部位某一方向的反复多次,老化是不足为奇的.语言的敏感性、可塑性在大量的文学活动中丧失了.”但是同为“他们”中的重要一员的小海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诗到语言为止’中的‘语言’不是指某种和诗人无关的语法、单词和行文特点.”在这里,小海强调了韩东的意指是这种语言“和诗人有关”,即这语言打上了诗人自己的个性特色.也就是说,理解“诗到语言为止”,如果仅仅关注“语言”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韩东甚至并不是着意探讨“诗和语言”的关系,而是探讨的“诗和自己的关系”、诗和诗人内心的“意谓”的关系.并且,“诗到语言为止”,指的是一种运动、一种发展,一种自己否定自己的概念演进.学者魏天无对“诗到语言为止”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把‘诗到语言为止’解释为‘诗到人为止’,我们将要回到的是诗即人,也就是诗即万物有灵的古老诗学中去.今日的韩东似乎不关心写什么,也不关心怎么写;他的诗中很难见到漂亮的、可以剥离语境的格言警句,也看不出他对结构的刻意.他的写作基点是‘重新做人’,重新认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思考的方式,也就是以他现在认可的最好的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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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林 笔名:丁香墨客 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在《满族文学》《黄河文学》《诗潮》《华夏诗报》《绿风》《散文诗》《散文诗世界》《辽河》《唐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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