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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以中文诗创作闻名,他用英文写的诗评其实也很有抱负.在《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a（原题Development and Continuity of Modernism in Chinese Poetry Since 1917,收入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3）一文中,張枣盘点中国现代诗人之余,就讲到了庞德、爱伦·坡、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詹姆斯、梅特林克、韦尔哈伦、里尔克、马拉美、瓦雷里、厨川白村、济慈、柯勒律治、艾略特、丹丁、勃洛克等,至于流派和理论,又谈到了意象主义、法国象征主义、欧美现代主义和英国玄学派、德国初期浪漫象征主义、纯诗理论、唐诗风格、儒家、道家及禅宗等,好像要用一篇文章的容量写一部中西诗歌比较史.
这部诗人自己做的中外比较史立论也别致.有关中国白话诗诞生以来和现代主义的联系,张枣按年代逐条梳理,着重提出了“抒情表面的象征化”概念.概念中的“抒情”大致对应了本土文学传统,“象征”理论则和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相合,抒情和象征均注重情感的抒发,想象力在白话诗创作中的作用得以凸显.这种诗歌理论上的尝试强调了诗所以为诗的本质,在张枣看来,他由此重构的中国现代诗歌体系,就足以代表整部的初期白话诗史了.
在张枣这一个人的诗史中,对现代诗人的定位不同以往,常常是颠覆性的判断：浪漫的新月派诗人统统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浪漫—象征主义者”；卞之琳诗中的象征变成了“传统主义”的；几乎完全从道教传统和禅宗处吸取灵感的废名,倒成了“彻底的现代派”；在有着“师法里尔克”标签的冯至身上,张枣则发现了“儒学”的现代表现形式.根据张枣的论述,上世纪20-40年代,现代主义因素无孔不入,和本土文学传统和社会现实三者相互缠夹,汇成了现代白话诗坛的一方江湖.
一
张枣不赞同一般文学史的做法,即将现代诗人严格按写作风格分门别类.似乎是本着重造诗坛名册的心情,在《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开篇,他就对文学史里诗人被“精确定位”的诗派划分提出质疑.按照这种划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人群体被分为自由派、格律派和象征派,继起的诗人也分属“现代派”,“革命派”,“国防诗”和“九叶派”等不同团体.张枣认为,这样按诗歌风格进行的团体划分首先会冤枉了个别作家：“某些独立的,甚至可能更有才华的诗人”,诸如鲁迅、陆志韦等被排除在群体之外；另一方面,像郭沫若早期的诗歌风格多样,不同阶段的诗风各有侧重,这样的诗人就很难被归为某一社团；更何况对同时期不同诗派的设定也存在风险,对诗人群体的粗暴划分,会忽视诗人间可能存在的“文学精神的一致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同时期的诗人诗作不能放在一起讨论.张枣肯定并强调了诗人创作共同的时代大背景,他将这个背景称之为一种“时代精神”,即：怀着实验的热情,致力于用适当的方式来表现变化中的、未知的传统主体.在诗歌新传统形成时起了关键作用的,所谓“适当的方式”,按照张枣的理解,就是“现代主义”要素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
要清算过去的文化,必然有革命的一面.张枣说,“打倒孔子”的口号,回应了十九世纪西方文化革命时“上帝死了”的宣言.革命的结果往往矫枉过正,张枣认为,要想挣脱传统价值体系,开始还得像胡适所说和所做的那样,对过去的文化持一种彻底批判的极端态度,整个转向西方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即便在激烈地挑战传统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并不那么美好,诗歌创作要在当时复杂的社会文化中整体地转向,实际上更不现实.
中国的新诗人虽急着吐旧纳新,态度极端,新的内容只是有选择地吸纳,旧的也还在,张枣显然察觉到了这一点.考虑到该时期诗人“言行不一”的矛盾因素,在《论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的发展和延续》中,张枣刻意忽略了诗作外在的表现形式,将诗人而不是特定风格的诗派视作独立的研究个案.他将1949年以前的白话诗人具体分为四代,内容如下：
在这一诗歌分类体系中,“现代主义”就成为诗人和诗歌代际间承前启后的、最核心的词汇.张枣的结论是,中国新诗走向现代主义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演进”这个词让人想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张枣的这一论断,是否也是用一种类似胡适诗论的线性的思维,而非波德莱尔或者周作人式的循环文学观,来讨论白话诗的发展呢?
需要注意的是,虽说这是对1949年之前白话诗人的分类,张枣只提及了其中部分诗人的部分作品,显然不是所有的诗和诗人都能入他的法眼.比如在表格里的第四代作者,指的就绝不是四十年代所有写诗的人：张枣这里列举的三位代表诗人,均来自后来追认的九叶派群体.
将诗人按代际分类,意味着对新诗发展史中“时间”因素的重视.然而,张枣在文中对诗人、诗歌的评论,也并不是严格按他自己的分类来写的.比如,张枣在文中引用的冯至的诗,分别是其《十四行集》中的第二十七、十八和二十首,《十四行集》中的诗均作于1941年（后附的几首诗除外）,诗集1942年才正式出版——在文中作为第二代诗人代表的冯至,终究还是属于四十年代的诗人.张枣另辟蹊径的分类先被自己小小质疑了一下.毕竟,江湖的事情怎么好一下说得清呢?
二
在论新诗发展的《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文里,张枣对当时诗论的探讨要先于诗.他不仅评论了诗的创作,还想指出诗歌语言等理论发展的实质,以把握所谓“时代的脉搏”.张枣首先肯定了白话作为新的诗歌表达媒介,灵活而可以创新的三重优势：诗歌创作使用白话,既可以从过去的文言文经典中汲取营养,在现代生活中自我丰富,同时还能吸收外语中潜在的养分,可以说一举数得.
作为诗歌语言的白话和日常语言的最大区别,应在于语言中的“象征”气息.张枣之所以宣称现代主义的因素贯穿新诗创作的始终,主要是基于“象征”手法对于新诗创作的重要性.诗人对此真是强调了几次都不嫌多.比如他笔下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新诗的发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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