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理念下财务学初次分配理论和实践,本文是一篇关于理念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理念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初次分配是实现共享发展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实现宏观的共享發展便只能是空中楼阁.初次分配领域的微观理论和实践,其关键在劳动的报酬形式和剩余分配的安排.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其关键是在微观分配中赋予劳动直接参与而不是通过资本化参与剩余分配的权利.立足中国国情,改变初次分配宏观与微观研究各行其是的现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基于资本雇佣劳动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股东价值分配理论加以改造,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赋予劳动要素直接参与剩余分配权利的财务学初次分配理论,改革企业微观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共享发展； 财务分配； 初次分配； 剩余分配
【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7-0008-04
一、共享发展需要初次分配理论和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巨大增长,由1978年的3 650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676 708亿元.生产力极大释放的同时,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现象也日趋严重,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8增长到2003年的0.479之后,一直高位徘徊.这种状况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去甚远,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也不相符.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明确列入“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共享发展已成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共享发展,顾名思义,既要发展又要共享.共享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共享的保障,二者不可偏废.共享与发展有机结合,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新的分配模式,到了1992年,在最终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之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成为指导我国初次分配的主要原则,但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事实上形成了资本主导的股东价值分配理论和分配模式,按劳分配被边缘化了,“按要素分配”实质上成了资本独占剩余[1].因此,尽管理论创新和分配模式的改变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同代共享和代际共享都遭受了严重的挑战.要真正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需要总结历史,找出原因,针对问题的主要矛盾,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就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显然是共享发展问题的主要矛盾.因此,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关键就是在做大蛋糕（发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共享）.分蛋糕问题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甚至于三次分配等,其中初次分配最为重要,因为初次分配奠定了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国家能否实现共享发展的最关键、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光在再分配政策上打转转,至多只能缓和分配领域里的具体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做到共同富裕[2].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则,价值（V+M）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应在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后,再对余下的价值产品即国民收入,在集体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3].然而在改革后,特别是自1990年以来的分配实践中,股东价值论替代了劳动价值论,成为分配的重要依据.改革早期形成的“除本分成制”“净收入分配制”①等具有共享发展特点的特色分配模式日渐式微.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下,劳动者只是获得了V的部分,M则由投资者所享有.劳动所得作为成本被扣除,投资者则独享剩余.这一“美式”财务分配模式自1990年开始在我国推行并逐步替代了原先按劳分配的“苏式”财务分配模式.回望历史,我国基尼系数大幅攀升至超过0.4的国际公认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的时间恰在1991—1994年,此后基本保持在接近0.5高位.这很难说是巧合.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而,按照“美式”财务分配模式建立起来的现行初次分配微观制度是难以实现上述共享目标的.以公司为例,现行初次分配中,各要素报酬的确定依据、形式、份额在不同的框架内决定[4],并且劳动所得确定的依据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十分不相称.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劳动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政府、债权人和股东等.通常,人力资本报酬由人力资本在进入企业时,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评估或“讨价还价”形成[5],其形式为工资、年薪、股权、期权等；政府凭借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通过对企业征收流转税和所得税获取其利益；债权人凭借资产使用权的让渡获得利息；股东凭借对企业的所有权占有剩余.至于劳动报酬,则是在企业外部由市场竞争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条件决定,劳动者获得的是所谓生存工资.撇开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不谈,各种要素所有者提供的要素共同生产的“蛋糕”,其“分割”的依据和标准各不相同,这样的安排如何保证分配的公平合理性?特别是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报酬权益?事实上,由于缺乏系统完善的微观收入分配理论指导,企业等微观主体很难科学合理、公平正义地实现初次分配.企业的分配更多的是在政府（通过法规）和内部人（通过制度）的安排下完成的,在积累和效率等堂皇的理由下,在政府强权、资本强权、劳工谈判能力受限等背景下,初次分配中出现资本侵占劳动、税收侵占劳动等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要素利益的现象就不足为奇[4].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初次分配的天平偏向了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提供者、政府等,而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劳动者获得的利益与其贡献和承担的风险不相匹配.这种情况下,共享发展的目标如何实现?改革开放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普遍事实,已经证明了在股东价值论指导下的“美式”财务分配模式尽管具有促进“发展”和“造富”的神奇功能,但却难以将社会主义的航船导向“共享”的彼岸.要实现共享发展,初次分配理论尤其是微观财务分配理论必须创新,初次分配微观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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