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到失控近代中国货币发行法制史论,本文是一篇关于货币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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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货币发行法制发起于西方,先后经历了自由发行、集体发行到独占发行的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不同色彩的政治经济历史.近代中国全面仿制西方,和其他部门法制类似,货币金融制度也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径完成了从无序到管制,最终解体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过程所承载的历史事实和经验当然不能被简单否定、封存,其所蕴含的讨论价值应该常读常新.
关键词：管制；失控；近代中国；货币发行法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12-0080-07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志码：A
“货币是一种筹码,价值不在货币的本身,而在货币政策的信用.所以货币的价值,不在主观上所代表的准备金额,而在人民对于政府的信用.”因而要建立良善的货币及发行制度,货币发行权的统一立法和 政府的政治权威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货币发行史上,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由分立主义（自由发行）向集中主义（独占发行）过渡的发展时期,至20世纪前半期,集中主义已是大势所趋.
如1844年英国银行则例（皮尔法案）公布之时,发行银行多达279家,1897年存43家,至1910年前后,仅余13家.德国1875年发行银行为32家,至1910年仅余4家.随着发行银行的减少,最终 银行代表国家权威实现了独占发行.
我国自秦汉以来,对货币发行权是否由 政府统一立法并回收一直存在论争,发行权也始终未能实现统一.近代肇始,币制发行权须由 政府通过立法集中行使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最早在张君劢于1922年8月主持起草的《国事会议宪法草案》（甲种,联省共和国案）中,就从宪法层面明确了币制立法权须由国家集中行使,此后的历次宪法或草案都予以认可.
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北京政府并未能实现货币的统一发行,而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改革直至1935年前后方才出现.
一、制度肇始：从《币制则例》到《国币条例》
严格地讲,我国“古代的货币没有制度可言”,“各种货币都可以无限地使用”,嘲轻重成色随时随地而变.近代币制更趋紊乱,各省为制,不相统一,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涌入的外国银元又对中国币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1929年来华的美国甘末尔顾问团甚至称：“中国的币制是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从立法层面看,较大规模的制度变革自咸丰年始.当时太平军兴,国家财政困竭,朝廷内外建议改革币制者甚多.代表者如御史王茂荫1851年9月19日上折请行之钞法,江苏巡抚杨文定、福建巡抚王懿德等人推行纸币之奏等,最终促成了1953年7月21日《奏定推行官票章程》的公布.
盛宣怀1908年赴日调查时曾会见伊藤博文、松方正义及日本银行总裁松尾臣善等人,和闻“立宪必先清理财政（伊藤语）”“财政必先整齐币制（松方语）”等至理,回国后上奏《建议由 银行统一币制并拟定划一币制办法折》,强烈要求以大清银行（ 银行）为依托统一货币制度.1910年4月16日,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以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制度,其中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名日圆（第一条）,要求各省私铸一律停止（第二十条）,凡在大清国境内,以大清国币交付者,无论何人,无论何款,概不得拒不收付（第二十二条）；并规定新设之大清银行为国币兑换机关（第十二条）.
此外,在度支部主持下,清政府还制定有《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1909）、《兑换纸币则例》（1910）、《宣统宝钞章程》（1911）等多部法规,对纸币发行进行管制,强调发行纸币属于国家特权,纸币一切兑换发行之事统归大清银行管理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财政总长陈锦涛主持下也曾出台《币制纲要》六条,但上述法规最终收效甚微.
袁世凯承继民国之后,发行集中主义之币制改革仍在持续,主要为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主持之《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1914）,其中规定国币（银元）之铸造权专属于政府（第一条）.为了配合《国币条例》,北京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并任命梁启超为总裁.梁氏在旅居日本时就以为,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刚辞任司法总长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职位,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
然而其起草的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却为北京政府所不用,梁遂辞职并无奈自嘲“吾惟知吾才力所不逮已”.此后,梁启超、王克敏、曹汝霖先后执掌财政,皆努力维持币制改革之步骤,但货币发行制度仍未能出现根本性革新.
对于此次货币法制改革,叶叔衡认为：“和宣统二年的币制则例大同小异等袁世凯对于币制还是他在光绪三十年主张用两的思想.”进而提出 政治权威的削弱才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认为只有真正废除传统之银两制度,方能“完成其国币条例上所谓‘圆’之真意义是也”.
除了以《国币条例》为核心的银元发行制度外,熊希龄主持的币制改革计划中也提出对纸币实行统一发行主义,并希望由中国银行集中纸币发行权,于1913年先后公布《商业银行条例》《收回各省商业银行纸币办法》《整理各省官发纸币法案》等法规,试图收回发钞权.
1915年9月17日,财政部泉币司法规币制委员会提出《为谋统一币制行用国币对外国银行发钞请援约研究设法交涉付稿》,建议政府禁止外国银行发行钞票.
1915年10月20日,财政部呈准公布《财政部取缔纸币条例》九条,要求将纸币发行权集中于 银行（后修改为国家银行）,该条例是北京政府最为正式的一部管制纸币制度的法规,条文详尽,举措具体.
1918年8月10日公布的《整理币制令》清晰传达了北京政府上述法制改革的缘由及预期：
“政府于软币制度向主统一发行,纸币之权采取少数 银行之制,今者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同具 银行之性质,发行兑换券之特权自当由两银行共享之,至其他各银钱行号当逐渐停止或限制其发行.如各省官商银钱行号发行票纸,未发者不准增发,已发者逐渐收回,或由中国交通两银行承受其发行之权,或由原发行行号领取中交两行兑换券代为发行.严定准备随时抽查,使银钱行号专力于存放汇兑之正业.外国银行之发行钞票者,酌加限制,只可减少不可增加等而准备地点尤要在择全国金融之重要地点集中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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