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经验,本文关于影响因素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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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辽宁省地级市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地方政府规模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具有负相关关系,这证明了瓦格纳法则在本文所选择的时间段内不能适用；失业率和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是确定的,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规模有缩减的趋势；另外,本文无法验证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符合利维坦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公共服务需求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对于研究政府规模扩张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地方政府规模；公共支出；瓦格纳法则；财政分权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2-0071-07
一、引 言
地方政府规模控制的前提是识别影响政府规模变化的因素.相关文献在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方面还存在很多争论.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无疑具有时代特征,特别是各地区经济社会差异比较大,需要分地区分层级进行讨论.这对于在理论上理解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以及在实践上有效控制政府规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正是本文的逻辑起点.
现有文献讨论政府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瓦格纳法则是研究政府规模问题的一个重要基准.德国学者瓦格纳通过对19世纪欧洲的英、法、德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化和公共部门的情况考察后,提出了关于经济活动和公共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命题[1].Musgrave[2]将瓦格纳法则定义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会扩大,即政府相对规模和人均收入是相关的,而且人均收入是政府公共支出持续性增长的原因.很多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基于不同的样本数据,对瓦格纳法则进行验证,结论是有的支持瓦格纳法则,有的不支持,有的是有条件的支持.高彦彦等[3]运用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但拒绝了瓦格纳法则,并使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了解释.陈建和胡家勇[4]采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培育市场、提供公共物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可能设租和寻租,从而阻碍当地经济发展.胡书东[5]得出人均GDP和政府规模呈显著负相关,人口规模、非农业人口比重和政府规模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潘卫杰[6]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瓦格纳法则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
研究政府规模文献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财政分权制度.公认的基准是利维坦假说,或者财政分权假设,是由Brenan 和Buchanan [7]在其1980 年的文献中提出的.他们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收入和支出越分权,政府介入经济的情况会越少.此后,大量研究致力于检验利维坦假说.基于跨国数据,Oates[8]的结论是,在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之间,没有找到统计相关性的证据.相反,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倒是和政府规模有相关性.Marlow[9]以美国各州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财政分权是降低和控制整个政府活动的可靠手段.Grossman[10]也用美国的数据来检验利维坦假说,他的发现证实了利维坦假说.他的研究还有新的发现：政府间财政转移可能会诱导政府规模的扩张.具体到中国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并没有直接肯定利维坦假说.Chen[11]认为,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能成立.财政分权事实上导致了政府规模的扩张.他认为,在资金预算方面, 和地方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财政分权并没有起到约束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作用.胡书东[5]的研究结论和Chen[11]观点相同,不过他的解释是,人口、资本的异地流动在中国受限,财政分权可能导致的地区间竞争并没有形成,所以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并没有负相关性.潘春阳[12]的研究表明,利维坦假说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可以成立,但是东部省份中,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范子英和张军[13]提出“粘纸效应”的概念,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原因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转移支付相对于本地的财政收入而言,会使得地方政府规模出现更严重的膨胀.汤玉刚和范方志[14]对中国的财政规模进行了实证考察,他们指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很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财政规模的演变,相反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更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
还有其他文献结合中国的特点,从人口规模和结构、市场化程度等角度综合考察了这些因素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如胡书东[5]得出人口规模、非农业人口比重和政府规模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朱光磊和张东波[15]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农业人口、政府职能都会影响到一国政府人员规模的配置.潘卫杰[6]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发现市场化指数和人口因素和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曹铂等[16]以四川省2007年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对县级政府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研究,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三大因素对县级政府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总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重要结论.但是,大多数文献基于国家或者省级数据进行研究,而很少有研究以市为单位对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注也不多.本文以辽宁省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系统分析地方政府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选择以辽宁省为例,首先是因为辽宁省在区域位置、工农业发展特点方面和中国的整体布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并且有自己的特色.其次,使用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政府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揭示政府规模扩张的原因.本文研究结论否定了瓦格纳法则和利维坦假说在辽宁的适用性,肯定了城市化有利于降低政府规模,公共服务需求、失业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目前还不能观察出对政府规模的显著作用,体现宏观层面因素的时间趋势更是需要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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