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公司实现出版企业文化属性2.0版本,本文是一篇关于企业文化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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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兼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作为出版企业实现文化属性1.0版本的公司社会责任,在我国呈现虚化之现实.美国的公益公司制度为盈利性企业实现公益目标确立了法律标识和法律框架,对于以社会效益为首位的出版企业尤其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对其进行改造式引进.以公益目的为首要目的的公益公司是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质性超越,是实现出版企业文化属性的2.0版本.
[关键词] 出版企业 公益公司 公司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6-0068-04
[Abstract]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s provided with ideology characteristic as well as business characterist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little effect in China, which is the 1.0 version of achieving the cultural nature of publishing corporations. Benefit corporation which is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as established the legal identity to for-profit enterprises. There is a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publishing corporations which treat public benefits as the primary purpose. Benefit corporat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and reformed in China. Benefit corporation is beyo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 that it is the version 2.0 of achieving the cultural nature f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s.
[Key wor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Benefit corpor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出版社曾长期属于事业单位,经过十余年来的出版社转企改制,除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继续定位为公益性出版社而保留于事业单位序列外,其余都定位为经营性出版社一律转为企业.出版企业作为文化企业,肩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之使命,更应承担起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2015年9月 、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也强调“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但出版企业作为商事企业,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商事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困扰,特别是上市的出版企业更受到来自股东回报的压力.因此,现实中出版企业对社会效益的追求往往被股东利益最大化“挤出”,遑论将社会效益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当下过分强调规模和利润导向、过分强调出版的商业性、不重视出版的品质等出版发行选择正是这一情况的写照[1].尽管我国《公司法》第5条已经明确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公司社会责任已然从道德义务提升为法律义务,但如何使其从宣示性的“软法”走向“硬法”始终是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有一例直接适用《公司法》第5条判决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案件.也正是在过去10年,社会企业的兴起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和趋势,美国的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2]正是其中代表.公司是现代社会最重要也最普遍的企业形态,转企改制的出版企业也都是采取公司制.传统商事公司本质上仍是以私益为最终目的,即使是承担社会责任,也往往是出于树立形象和声誉的功利需要,所以也可称之为私益公司.公益公司的特殊性在于将营利和公益混合于同一商业组织中,其对于构建具有文化特色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或可成为提升出版企业公益性的又一选择.
2 美国公益公司的立法实践
美国公司法采取以州为中心的立法模式,因此公益公司立法也表现为各州分别立法.公益公司法是普通公司法的特别法,除对其特殊规制外,也适用普通公司法的一般性规定.如特拉华州公益公司法直接就是《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以下简称DGCL）中的一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次贷危机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社会在“节制资本”的理念下,公益公司立法迅速发展.2010年4月马里兰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公益公司立法的州,截至2016年1月,美国已有30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公益公司的立法,还有5个州正在立法过程当中.鉴于特拉华州公司法在美国的领导地位,下文将主要以该州的公益公司立法为样本展开,兼及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等经济大州的代表性规定,一窥公益公司相较于私益公司之不同.
2.1 公益目的的确定
公益公司的目的具有复合性：在股东的金钱利益之外还兼顾公益目的.“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是指追求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一般是非经济的利益”[3].对于公益目的的界定,有的州可以仅为一般性的公益目的,如加利福尼亚州；有的州要求对公益目的特定化,如依DGCL第362条b款必须是对一类或几类人、实体、社区有益.依DGCL第363条之规定,如果是已有的私益公司转成公益公司,可以通过修改章程以及合并的方式进行转换,并需要得到各类别已发行在外股份（无论是否享有表决权）90%的批准,反对的股东对公司享有股份收购请求权和股份评估补偿权；对于从公益公司转成私益公司,则只要求公司现有各类别已发行在外股份（无论是否享有表决权）2/3的批准.DGCL第362条c款还规定公益公司的名称必须包含“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此点和大多数州对公益公司采“Benefit Corporations”之称谓略有差异）或其缩写“P.B.C.”“PBC”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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