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9年汉语新诗文本生成要论,这篇新诗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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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1979年是汉语新诗发展史上相对独特的时间域段.意识形态所营造的社会文化语境、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诗歌理念、汉语诗歌主体等各种语词互相冲突、纠结,经过从诗人到诗歌的痛苦转变,并最后融汇到诗歌的公共话语的整体语境中,汉语诗歌从个人写作到集体写作的变身,使得汉语新诗从本质上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并因之影响到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新诗认同.
[关键词]穆旦;个体话语;公共话语;30年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40-05
[收稿日期]2014-07-05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术团组项目（SYG2011-01）.
① 著名诗评家谢冕说：“三十年诗歌的症结不是在形式.根本弱点是诗歌没有思想.标语口号化的结果,诗人失去了他的独立见解,以及表达这一独立见解的自由”（谢冕：《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简单回顾》,《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从20世纪40年代就参和并目睹随后汉语新诗发展历程的诗人郑敏,在新世纪初总结汉语新诗近百年的历史脉络时,只用下面的寥寥数语来评价：“这是一个政治术语成为权威的阶段.通过会议发言和政治学习,革命大批判和报章评论等各种途径,政治意识形态语汇已经深深渗入日常生活用语和文学语言.文学作品自我否定了其过去的文学语言.这时期的诗歌写作除了用学院派的政治语言,就是民间的政治化口语.大跃进迎来歌颂人民公社的全民诗歌运动,农民作家们发展出一种文白相间的革命诗体,颇有特色.60年代的大字报运动则发展一种辩论文体,它的痕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影响着我们的议论文和议论者的写作心态”（见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的汉语新诗,已经在否定的记忆里被遗忘了三十多年①.汉语新诗从郭沫若的《新华颂》和何其芳的《时间开始了》开始,以乐观者的姿态从本质上开始重塑生命.无论是被动地参和社会文化的建构,还是积极地在社会文化的引领下丰富和创造着新的诗歌文体,影响并改变着社会文化对汉语新诗合法性的认识,这种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文化的互文,从实践上影响到汉语新诗的自我认同.作为一段可以忽视但无法抹杀的历史,否定性的思维可以从文学价值论的角度无视它,但从整个汉语新诗发展历程上说,它“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也许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才能为真正具有价值论意义的诗歌作品的涌现寻找因果逻辑.
一、荒芜的个体话语：另一种诗歌生命
20世纪40年代之后,时代有了对新文学进行改造的 .相比于小说、散文在阅读接受上的间接性,因为形式上的可操作性和观点传达上的便捷,汉语新诗在实现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意图时,尤为得心应手.墙头诗、街头诗、民歌体等短小精悍、鲜活明快的诗歌体裁被创造出来并发扬光大.从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给战斗者》等代表性诗篇的纷至沓来,以“民歌”和乡土的身份涌现的这一个层面的汉语新诗很早就融入意识形态所指定的轨道,并随后成为一统诗歌江湖的代表.
意识形态和汉语新诗之间的互文关系是有历史的,并深深影响着汉语新诗的生命样态.意识形态通过成立作协、文联等半官方的组织来统一管理诗人,将诗人的生存理念、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纳入集体管理的模式,通过作家研讨会、专题学术会议的形式来展开关涉诗歌写作的主题、形式、语言等问题的讨论,将其置于先验的理论框架和题材域限内,采取相似或相近的主题或题材进行集团性创作,从而改变了诗歌素来的个性化写作模式.这样,诗人和诗歌成为一种统一化的集体行为,在处理汉语新诗问题时,往往也采用集体攻关、“攻占堡垒”等颇富军事化色彩的行事策略.比如,1950年3月10日,《文艺报》第1卷第12期就刊出诗歌笔谈——《新诗歌的一些问题》,刊有萧三的《谈谈新诗》、冯至的《自由体和歌谣体》和王亚平的《诗人的立场问题》等论文,从语言特点、新诗和旧诗、格律等问题出发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和规范汉语新诗的创作方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的召集和传播下,将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王力、冯至等众多行家里手都囊括进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讨论会的形式,报刊集中做更为系统的学术论文的媒体轰炸,等等.这些集团式的做法试图依靠理性的推理和观点逻辑的推演,来为汉语新诗发展的形式问题提供灵丹妙药.应该说,这种理论指导创作而非单纯的总结创作的情形,在汉语新诗发展史上并不鲜见,或者说这是现代认识论上理性觉识的必然产物.如闻一多的格律理论对新月诗歌的引领,象征派诗歌对李金发、穆木天等人的诗歌的影响,以及新时期以来,诗歌界不停探讨的新诗写作和判断的标准问题,等等.但一般来说,这种诗歌活动大多是沙龙化的同人行为,局限在有着同一志趣的小圈子里,在组织上并不那么严谨,也并不遵循多么严格的写作纲领,诗人和诗歌的个性还是分外鲜明,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汉语诗歌的写作路向.如20世纪50年代新诗格律这样的参和人数之多、并带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大规模的探讨,则超越了单纯的沙龙而溢出到诗歌之外的意图.并以此为先例,在30年的时间内,还有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小靳庄诗歌,等等,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逐渐成为汉语新诗的集体无意识,在外部环境上相对限制了诗人的创造性.对于现代新诗来说,一旦诗人和诗歌失去个性的审美肌理,诗歌也就被躯壳化了,内容的大致恒定,诗歌也就剩下分行的外形,人人皆可成为诗人,失去相应的规范和审美准则,汉语新诗开始毫无节制地狂欢：“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1]（p.11）.于是,我们看到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的诡异景象：“在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大跃进 的日子里,一个工厂、一个农业社,在一夜之间,人们创作的诗歌,往往要用千首万首来计算,真个是‘百花怒放,万紫千红’.在大跃进 中,往往出现这样的事情,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就使一座城市变成了诗城.街头巷尾,机关商店的里里外外,到处都贴满了诗,挂满了歌,人们称这为‘一夜东风吹,跃进诗满城’.”“群众诗歌创作的规模,在出版物上,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在民歌运动的初期,报纸和刊物就大量刊出了民歌,许多报纸,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用大量篇幅,经常刊出以‘最好的诗’、‘跃进战歌’、‘口号和战歌’等为名的民歌专栏或专页.全国报纸毫无例外地经常刊载了民歌和论述民歌的文章.许多文艺期刊,如《边疆文艺》《文艺月报》《处女地》《前哨》等等,都在这一年出了诗歌专号,大量地选登了民歌.书籍出版上更是一种无比宏伟的景象,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全国省以上出版社出版的民歌集子总数达七百多种,至于专区、县、区、乡,乃至社出版的民歌集子,那更是无法计算”.而且这种现象的出现被归结为和诗歌不那么有联系的因素上,“大跃进诗歌创作的雄猛来势,是和生产大跃进的情势和规模相适应的”[2]（pp.9-11）.无论是参和人群,还是“成果”的数量,都堪称“硕果累累”.30年的汉语诗歌以“运动”的机制重塑着汉语新诗的发展轨迹.于是,诗歌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形式都行走在公共的轨道上;无论是大跃进诗歌运动,还是小靳庄诗歌运动,都是一次诗歌的全民“狂欢节”.这种狂欢对新诗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它营造出足以裹挟个人情性、让人迷失的 氛围,进而诱惑每个诗人积极而主动地参和到这种氛围中,唯恐被抛弃,主动消解掉个人的痕迹：“‘狂欢节效应’指的是当一群志趣相投的寻欢作乐者决定纵情享乐,不顾后果和责任时,他们会暂时放弃传统对个人行为的认知和道德约束.这就是群体行动的去个人化过程”[3]（p.353）.而且这个“去个人化过程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此一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受到当下情境的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尔蒙的分泌驱使.于是,行动取代了思想,立即享乐凌驾了延迟的满足,而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也让路给愚蠢的情绪化反应等内在的约束被搁置时,行为完全受到外在的情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内在.做一件事时考虑的不是正确和适当和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不做得到.个人和群体的道德罗盘已不再能够指挥方向”[3]（p.352）.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曾写出《大堰河——我的保姆》《在北方》《黎明的通知》的大诗人艾青,在20世纪50年 出的如“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高又大/浓眉大眼阔嘴巴”的荒诞诗句了,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艾青写作此诗时的真情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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