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文学价值重估,此文是一篇浩然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浩然论文参考文献：
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一位丰富、复杂的颇具典型性的作家,文学界不应拒斥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也不能简单草率地处置,要秉承鲁迅先生关于“知人论世”“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原则,还浩然以其固有的本真,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重塑浩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坐标系上的价值和地位——这是对作家本人负责,也是对中国文学负责,更是对广大读者负责.
自2008年浩然去世至今,国内媒体和文坛除了发表了零星怀旧（怀念浩然,或者怀念他们阅读浩然作品的感受等）文章,文学史界和评论家们对浩然的评价基本停留在80年代初的水平：认为浩然是个好人,或对《艳阳天》《苍生》有较高评价,在肯定《艳阳天》时一般认为其中对农村日常生活描绘艺术价值较高,而“阶级斗争”理论则对之造成伤害,等等——这基本是80年代以来的“定论”.在那些仍沿袭着“政治标准”思维定式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对浩然的评价,要么忽略不计,要么以政治判断取代审美判断,从而一票否决.这情形,让人想起“ ”前出版的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沈从文的评价,其实也是“政治标准”,而沈从文的作品艺术则被忽略不计.在这样的思维模式统治下,在能否进入当代文学史乃至值不值得文学史家们评论的问题上,所谓“浩然文学”自然也就成了似乎再也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去考量的多余话题.
值得关注的是,《文艺报》在既非浩然诞辰亦非他的忌日的2014年10月27日推出一组文章,对已故作家浩然进行全方位的理论*.综观这些文本,皆为正面肯定文本,即便是浩然的局限和不足,比如图解政策、“阶级斗争为纲”主题预设、人为地制造小说中的“尖锐复杂阶级矛盾”等,在一些评论家笔下,也得到了正面、积极、合理的诠释,这一切似乎是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重估浩然的文学史价值.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对评论者大包大揽、一味褒奖的观点,笔者拟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当代文学史对“浩然文学”的低估或否定
考察历史资料,浩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评价体系中的基本定型,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张钟、洪子诚等主编的《当代文学概观》,该著认为：浩然“创作勤奋,从1956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间,除长篇《艳阳天》外,发表短篇及通讯特写一百六十篇之多.“文化大革命”中,浩然在创作上明显地接受了‘ ’鼓吹的创作理论.他的《金光大道》既有‘三突出’的模印,又有从‘路线出发’的烙痕.中篇《百花川》已走到‘写和走资派斗争’里去了.至于中篇小说《西沙儿女》,那完全是按照‘ ’的旨意炮制出来的坏作品.后者在粉碎‘ ’以后,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批评.”
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在肯定浩然早期短篇小说创作和《艳阳天》之后,笔锋一转道：“‘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一伙上台,我国文学创作进入低潮,浩然在思想和创作上暂时走入歧途.1976年年底,在‘ ’反动唯心主义思想和‘三突出’创作模式的影响下,浩然开始创作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并于1972年和1974年分别出版了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的第一、第二部.这部作品,从总的倾向来看,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出发,虽然在语言运用和人物的塑造上,表现了作者一定的艺术才能,某些生活的场面,也还有些真实感,但总的来说,这并不能掩盖它那时用‘时兴’的理论概念去图解生活的、不可弥补的缺憾,因而在出版后,读者的反应是冷淡的.” 而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只是认为浩然小说反映农村生活“比较真实”,但除此之外,也无更多肯定话语.（参见李杰俊：《浩然的尴尬文学史地位》）
浩然本人显然对文学史家们对其创作基本否定的结论满腹委屈,曾经撰文申辩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以前北京大学的《当代文学概观》（上）,对《金光大道》有类似样稿的评语.要知道,那两本书,是在我们这伙吃了苦头,走过来的文化人,想抖落极‘左’的裹脚条子,而弯折的脚趾还没有能伸开的神态下写出的,掺杂着许多极‘左’惯性的东西和自由化的东西.他们出书前没有给我看,后来听说,自己花钱从书店买到一本‘初稿’,在一位日本朋友处看一眼‘概观’.你们这本《中国当代文学》,只要是经过慎重负责任的分析研究,是独立思考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对《金光大道》得出个更彻底的否定结论,我都不会反感.等有人说当时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说,《金光大道》‘在读者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尤甚’.对于怎么剩下了一个作家,他的作品怎样造成的坏影响,像那样一笔带过,只有空帽子一顶,这‘史’就失掉了不小的价值.读者关心,青年一代应该知晓,作者本人没有死,还想在正派的文学理论家和史学家帮助下,总结经验教训,在新时期写出对祖国文学事业发展有益的作品来,多么希望看到公正、说理的论述呀！”应该说,这不仅是浩然本人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希望,也是所有尊重和理解浩然的读者们的心声.
当代文学史对浩然文学评判匮乏诚意
现在看来,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对浩然的评判用语片面简单,未能还原作家作品真相,但囿于一直以来我国文学被政治绑架的惯性态势,文学史家们在涉及浩然这位被文学权威人物茅盾定性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一个”的巨大影响力,谁也不敢轻易突破既定的结论,而浩然本人以一个“永不回头”的农民作家身份,更是回天乏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随后文学界掀起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本来,借此势头,文学史界对于浩然的评价当有所改观,但遗憾的是,在“重写文学史”口号喧嚣和研究实践中,浩然研究似乎仍沿着8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文学史思路进行.在这一时期,浩然作品以“附和极‘左’政治、缺少文学审美性、违背真实原则”的定论而被维持原判无所更易.8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文学史还四平八稳地为浩然写上一笔,以示尊重历史事实,然而“重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却对号称“ ”文学之唯一的浩然及其作品的存在视而不见,把浩然及其作品驱逐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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