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下）,本论文为您写基督教传教士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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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教士与学校音乐的制度化
从19世纪70年始,随着教会学校的增多.对教育热心的传教士逐渐认识到各自为政的弊端,从而开始从全局的角度讨论教会教育的办学方针及教学内容等问题,力求实现教会教育的制度化,以全面推进在中国传教的进程.在他们的言论中,不乏有关音乐教育的论述.事实上,在中国教会教育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传教士大多对音乐教育有所提及.如最早提醒公众认识到在中国建立公共学校教育重要性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也是最早在中国提出音乐教育的西人.他在首版于1873年的中文著作《大德国学校论略》(重版时又称《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中,提到音乐为“智学”课程之一.在这本书中,花之安除告诉国人德国“大小书院皆教唱诗之法”、“授音乐之要略”外,还引进了诸如“律乐院”、“乐理”、“师道院”、“训瞽院”等新名词.1875年,他在《教化议》中重申艺术教育对德育、智育发展的重要性,把音乐作为“救时之用”之“六端”之一.之后不久,他在影响很大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他的长文《自西徂东》,用一整章的篇幅解释西方音乐,其中对德国音乐教育情况的介绍,尤其值做到注意：
泰西之乐,与中土并古.鼓琴品箫之属,虞夏之世已备.溯自亚当始祖之世,逮及七代始有作乐.至摩西则有诗歌,传自今日,犹太国上古诗歌琴瑟,甚著名.在大鞠王时,甚强盛,与周朝周公同时.在上帝殿,用人作乐甚众.制为琴瑟唱诗以献祭上帝.他国之乐虽失传,观其金石所镌乐之图形,犹有可考据者.律乐最著名者,是希腊国.其所论上生下生之法,与中国略同而独详.今泰西律乐,以德国为最盛.大小书院皆教唱诗之法,每礼拜堂常联班歌咏,几各家有其乐.最通行者,弦琴风琴.虽每书院皆训音乐唱诗,然亦不过乐中之大略.欲穷其理,必须入律乐院参究.先通其法,不能入院,乐之为理甚深,必自髫龄专其业,方可成功.乐院各乐器俱备,使生徒有所揣摩,各专其器.然必一人兼通数器,奏乐时和以诗歌,使娓娓动听,虽穷乐理,尤以自能谱新调为上,笙乐齐奏,各司其器,而节奏不少紊.其声清越可听.
狄考文、李提摩太也是较早把音乐教育提到教会学校教育日程上的新教传教士.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全国宣教会议上呼吁：“传教士不仅应具备教中国典籍的能力,而且应有教授真正教育所有学科的能力,如地理、数学、音乐、历史、自然哲学.”李提摩太在1887年出版的《七国新学备要记》中,开列的各级学校教学科目中也提到“音乐学”一科.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郭斐蔚在其提出的“男女四等学堂”建议中,更是具体指出：“自十岁至十三岁,教以算学、常字音解、写法、乐谱、图画、修德诸学.自十四岁至十七岁,教以地理、算学、天文、史鉴、作文、乐谱、图画、修德诸学.”通州潞河书院院长谢卫楼(Devello Z.Sheffield)也专门著文阐明他的宗教音乐理念.
除了舆论方面外,传教士为中国学校音乐制度化所做成的努力,还可从他们在音乐教科书的编辑上所做的努力看出.如果说1872年狄就烈出版的《乐法启蒙》仅是个孤立的、不具有普遍性的例子的话,1877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则标志着一些传教士对音乐教育统一性的问题开始有整体的考虑.这次会议推举丁韪良、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林乐知等人组成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益智书会”),专门负责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们计划出版的教科书系列中,由韦廉臣夫人和狄就烈共同负责编纂的音乐教科书《声乐和器乐》也包括在内.林乐知在1886年5月召开的教科书委员会上,报告他所负责编辑的音乐教科书已经完稿.1887年2月,又报告说此教科书已交付益智书会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狄就烈补编后的《乐法启蒙》多次重印,1907年又以《圣诗谱》为书名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全国发行.与此同时,李提摩太在山西刊行了他的音乐教科书《小诗谱》.但在这之前他曾刊行过内容更为详尽的《中西乐法撮要》,其中包括乐理、工尺谱、圣诗谱.值做到一提的是,李提摩太夫妇的《小诗谱》包含有“教法”和“考法”、“课”、“调”等章节,是和《圣诗谱》相似的、有系统的用于视唱教学的教科书.此书不仅系统介绍了乐理知识,对具体的教学教法课时要求也有明确的提示.如在“教法”一节中,明确表明“初学者当奉教于乐师,不可自作聪明,谬则难改”；“七日学习两次,每次或半时辰或一时辰,若每日一次愈佳”等具体建议,对学生学习后音乐水平的测验也有“初考时必以外国教师为乐师考中者乐师给以执照既做到元等执照可以教初学者”等明确的规定.
益智书会除了出版教科书外,还在《教务杂志》上开辟了教育专栏,对教会教育办学和整个教育改革进行讨论,包括音乐教学问题.
四、传教士、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影响
关于教会音乐教育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影响问题,国内音乐史学者一般认为教会学校传播的音乐作品因为只在“比较狭小的范围中流传”,因而难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的命运”.说教会学校传播的音乐作品只在“比较狭小的范围中传唱”似乎属实,但概称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却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以笔者看来,传教士和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在中国的长久影响,至少可从他们对维新人士的影响和教会学校培养出的音乐人才两方面窥见一斑.
传教士对新式教育的鼓动对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等维新人士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李提摩太、花之安、林乐知、李佳白(Gilbert Reid)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在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已有共识.康有为的乐教理念虽说源自孔子学说,但他也早在1884年即开始注重西学,对基督教在激励民心、振奋精神、团结国民中的作用尤为赞赏.他在《请尊孔教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说：“观欧美之民,祈祷必于天神,庙祀兴于教主,七日斋法,膜拜颂经.称于神名,起立恭敬,雅琴合歌,一唱三叹,警其天良,起其齐肃,此真做到神教之意,而不失尊敬之心.”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绍德国学制时.提及“歌乐”也很可能受传教士花之安的影响.梁启超在1896年所撰的《论幼学》、《论女学》中,对西方国家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所作的介绍,其信息来源就始自李提摩太的论著.李提摩太1895年在北京走上层路线,鼓动维新变法时,梁启超曾担任过他的秘书.具体到音乐教育方面,虽然可见的史料有限,但并不证明维新人士后来对“乐歌”课的提倡完全来自日本的影响.如郑观应在《学校》一文中对“律乐院”一词的使用,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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