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沪上擅涨渡资事件始末,该文是关于沪上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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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上海滩各报纸纷纷刊登黄浦江八大渡口摆渡费成倍上涨后引发广大渡客“怨声沸腾”的消息及评论文章,点名抨击主管当局松沪护军使署辖下的工巡捐局“不作调查,莫名准予涨价,与前清旧官僚衙门有何区别”?工巡捐局面对着这番从未有过的舆论攻势,指派专员对此事进行调查,最后宣布取消前已批准并开始实施的成倍上涨摆渡费的决定等
先斩后奏
当时的上海黄浦江市区段苏州河以东,沿江设置了8个长期固定的人力驱动船只摆渡口,曰：老白渡、烂泥渡、陆家渡、高昌渡、南仓渡、永济渡、杨家渡和周家渡,合并称为“八长渡”.八长渡不定班,不定时,有人就开船.最初属于不收费的民间义渡,由当地富绅集资承担船只修造和人工开支.渐渐过江往来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需要增添船只、船工以及维修费用,富绅觉得难以继续全额承担一应开支,遂酌收渡资,称为“济渡”.清朝晚期苏（州）松（江）太（仓）道台（因衙门设于上海,故又称“上海道”）在南市设了“济渡局”,把这些渡口摆渡的事管起来.各客渡线必须按时缴纳捐税,并遵守“济渡局”的传呼、训示.至民国,济渡局取消,各渡口归工巡捐局负责管理.
1912年,工巡捐局在八长渡渡口张贴布告并在报上刊登告示,宣布今后凡是在八长渡搭乘摆渡船过黄浦江的渡客,“不论中外华洋,一概每人每次支付渡资五文,贫富一体,概莫殊外”.所谓“五文”,即五枚铜钱.当时壹枚银洋可兑换120至150枚铜元,即坊间所称的“铜板”,每个铜板可兑换12至15枚铜钱.壹圆银洋可支付240至300次摆渡费.
但是,从1916年仲秋开始,八长渡中的一两个渡口忽然把渡资上涨了一倍,从五文涨到一枚铜元,仅仅三四天间,紧接着其余几个渡口全部把渡资涨到了一枚铜元.八长渡的船工都是以船只为家,一家大小就是一个单元,自负盈亏,钱钞挣多挣少本来是靠勤快,这时一涨价就往单价上倾斜了.船工中有胆大敢擅自涨价而且一涨就是100%比例的,也有胆小的,尽管跟着别人把渡资涨上去了,但因为从来没有接到过官府的通知,所以心里有点虚,几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下来,总觉得不妥,于是就有赵和尚（系姓名,非僧人）等七人决定联名向工巡捐局上书要求批准涨价,来个先斩后奏,变非法为合法.
1917年4月,赵和尚等七船户请南市前清秀才朱莫痴执笔,写了一份要求涨价的报告呈投工巡捐局.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涨价理由是：“市上诸物价格均有上升,吾等渡户原本贫穷,纯靠微薄渡资赖以糊口,若以原渡资应付目前之物价,难免捉襟见肘,若有罹患疾病、突遭事故等意外之祸,只恐将家破人亡矣.”工巡捐局收到赵和尚七人的这份报告后,局长李争谷认为“增加渡资事关重要,是否允洽不应在一念之间”,所以需要了解情况后再作决定.于是,李争谷就决定派专人下去调研.李局长遂于4月29日“谕饬舶所承办人连锦堂”去八长渡调研,要求“须逐渡走遍,亲睹渡户生计景况,亲听渡客对增加渡资之意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连锦堂是个不大靠谱的办事人员.这人的级别,估计只不过是个比寻常办事员高一档的科员,资历可能略深一些,因为已经四十挂零了.所以,他有差事外出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当交通工具,而且是用来步行,连自行车也没给配备.五月上旬江南的天气下雨比较多,那时候八长渡一带还没有柏油马路,一下雨码头上满地泥泞,浦东那边的码头有的没有用砖头石块铺地,上岸就是一片坑坑洼洼,泥水四溅.渡船上也是泥浆层层,人来人往一不小心就会溅到裤子上.让连锦堂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中马不停蹄地奔波,还要动嘴询问,动笔记录,还真是难为他了.如此,这位仁兄的工作积极性肯定要打折扣.后来知道,他只跑了四个渡口,而且有两个渡口只到了浦西.不过,时间倒是花了十天——其余时间是待在家里抽烟喝茶或者打*.十天后,这才上班,又用了五天时间起草、誊抄了“调研报告”,也就两张竖行公文纸,关键词是：“渡资每人每次收取銅元壹枚,历有半年有余,人无闲言.”“故职以为对赵和尚等七船户呈递之增加渡资之议,可以批准,由本局布告照加.”
这份报告送到李争谷的案头,李局长认为已经派员调研过了,可以照办,于是就签批“照准”.当然照那时的工作效率,还要公文旅行,所以直到半月后,方才出具盖有工巡捐局大印的布告张贴到八长渡浦东浦西十六个码头的墙壁上.当然,这对于所有船户来说,除了少数如赵和尚那样胆小怕事的,其余都认为这种布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自行涨价七个多月了.
对于每天数以万计的渡客来说,这种成倍涨价的状况也已经被迫接受多时,算算铜元已经多支付了不少,尽管承受得起,但心里当然不爽.原本就已经为此发过牢骚了,此时就又再发了一通牢骚,还有一批粗汉把工巡捐局骂了一通.
法国“程咬金”
奇怪的是,尽管人们对渡资成倍上涨不爽,但却没有人通过正规途径吭过声,比如向工巡捐局反映,或者向新闻媒体投书.本来,这种变非法为合法的乱涨价也就顺理成章了,估计没两年又会故伎重演,把摆渡费再次往上升.哪知,这时冒出了一个外国程咬金,于是事情就发生了逆转.
这个外国人来自法国巴黎,名叫克里提,是个医生.克里提一年前从巴黎首次来上海旅行时,曾搭乘渡船去浦东川沙县城厢镇上的“耶稣主心堂”看望在那里担任神职工作的表兄,对浦东的江南乡村景象留有深刻印象.当时由于时间紧迫,未曾好好转一转.这次,克里提是应法租界广慈医院之聘,来上海工作的,所以抵达后趁尚未上班之前的空闲,立刻请了个粗通法语的上海华人做向导再次去浦东.克里提在摆渡过江时,发现渡资已经涨了一倍,感到非常吃惊,跟向导聊了聊,竟是先斩后奏变非法为合法的涨价行为,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深刻印象”.从浦东逗留数日回来后,正好沪上著名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向他约稿,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游记,其中说到了渡资涨价之事,认为他在上海留意了其他底层民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跟他一年前所了解的有涨有跌,上涨的商品也没有涨一倍之多的,因此认为渡资涨价行为“程序既不合法,定价也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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