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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束,意味着套在诗人身上的枷锁可以得到打开.外在的枷锁打开了,诗人从被奴役被管制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可卸下心灵的枷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漫长的思想改造和无情的政治打击使他们的心灵和精神都呈现不同程度的萎缩.然而形势终究开始好转,诗坛的正常秩序、诗歌的正常生态开始在恢复,在外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那些一度向往政治追求创作自由的诗人,内心想要恢复诗歌生产的力量开始重新聚集,在加入社会性的反思和批判的大潮的同时,着手曾经被摧毁的精神主体性的重建.
艾青是表现得积极的一位.
他开展的第一步,是呼吁一种健康的人格建设：说真话,把在“ ”中毁塌了的人性重新树立起来.说真话本是一个作家进行写作的前提,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岁月他们却因为这一点而受尽凌辱磨难.白桦曾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在1979年告诉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中国作家已经刚刚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了.君特·格拉斯大吃一惊,觉得非常奇怪,他说：为什么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呢?[1]君特·格拉斯的吃惊,是因为他对中国作家的处境不了解,对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隔膜所造成.说真话,一个正常社会人们在交往中所自觉形成、遵守并维护的基本道德,也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写作要求和道德情感的价值出发点,却成了必须勇敢站出来进行呼吁的一次次行动,原因盖在于它的上面,长满历史的沉疴.
文艺的工具化书写,使诗人的“写作”沦为口号和标语,尽管如此,他们却仍然动辄得咎,轻则流放重则投入大牢,甚至被剥夺生存权利.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诗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尽数剥夺,和此相应,人格也扭曲变形,暗哑的笔尖已无法歌唱,即使有“诗歌”,也是假大空的虚浮之词.宋海泉在《白洋淀琐忆》的文章中,曾如此描述其时的诗歌现实：“一九六九年夏天,我第一次读到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实际上,自从上高中以后,每月都有一次诗歌朗诵课,在课上,同学们找来各种诗歌朗诵,可惜没有读过一首能叫做‘诗’的东西.只有一些夸张的、虚假的词句在蒙蔽着我们的眼睛,僵化着我们的思想,钝化着我们的感觉.”[2]“僵化”、“钝化”正是极端政治行为桎梏艺术法则所必然留下的恶果,“ ”诗歌留给人们的后遗症.“ ”时期靠权力意志施行的“三突出”创作理论,必然带来艺术创作的雷同化和概念化,尽管组织的理论队伍和创作队伍不乏忠诚和敬业,却难挽文艺的日趋贫乏.即使是支持“三突出”的,也对文艺现状表示了不满[3].
新时期政治形势的转变,使“像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二十多年最终“活着过来了”[4]的艾青,首先想到如何恢复一种真实的书写以拯救诗歌面临的巨大的信用危机.在历史的沉痛教训面前,诗人们开始有意识扭转自己的倾向性.过去的倾向是“紧跟当权的人”,现在则是“使作家为之动情的人民的疾苦、人民的悲哀和欢乐,和使作家为之深沉思索的人民充满的希望”,他们知道,“没有真就没有美”.[5]诗坛的凋蔽唤起了他们奋发图存的勇气,重新激活了他们为诗请命的决心；一片向好的政治形势也再次点燃了他们的,为此,他们大声疾呼“诗人必须说真话”.个性刚强的艾青率先发出这种呼吁.这位擅长以忧郁而深沉的情感书写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优秀诗人,尽管此时已年近古稀,饱经沧桑,但波幻云诡的岁月并没有窒息他心中的诗神,白云苍狗并没有让他的求真意志低下头来.他在1978年出版的诗集《艾青诗选》自序中,专门用一节来呼吁诗人说真话：
诗人必须说真话.
常常有这样的议论：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他说了人们心里的话.我以为这种议论不够全面.全面的说,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某人说了真话——说了心里的话.
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不喜欢假话.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人人的心中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唯政治马首是瞻的时代,人们练就了超强的“政治敏感性”以适应生存.有的作家的写作也据此而适时调整,谁上台就歌颂谁,谁 就骂谁.诗歌成了政治手中的风向标,成了天气的晴雨表,艾青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境况,不满意诗歌落入如此的境地.这种生存环境扭曲了诗人的人格,有的诗人甚至还在人前夸耀自己具有“敏感性”.艾青以精警的比喻讽刺这种“天气预报”式的写作：
也有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谁“得势”了就捧谁,谁“倒霉”了就骂谁.
这种人好像是看天气预报在写“诗”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像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也常常下错了赌注.
“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越敏感越好.但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是嗅不出正确的东西的.
艾青强调,诗人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要通过自己的心去写诗,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那就必然学会撒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感动别人.诗人一定要有良知,哪怕面临着风险性：“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遭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6]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诗人一样,艾青具有强烈的代言情怀,“抒人民之情”、“以人民的名义”,是他们创作的出发点.艾青在这里不时提到“人民”,以“人民的名义”.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人民是个复数概念,它是“公意”,但“公意”是不能证实的.历史上有许多以“人民的名义”制造的罪恶和苦难,然后再用这一名义来清算.“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一例.[7]别尔嘉耶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受人民的奴役也是奴役的一种形式.应该记住,当人子和上帝之子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他们喊‘钉死他,钉死他’.人民要求钉死自己的所有先知、导师和伟人.这足以证明,良心的中心不在人民里.”[8]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的“狂热”和“残暴”就是一例很好的清醒剂.“真理则总是在个性里,在质里,在少数人那里”,但别尔嘉耶夫同时指出,“这个真理在自己的生活体现里应该是和人民的生活相关的”.[9]艾青时时提到“人民”的概念,一方面和时代话语、时代形势有关,一方面也可能是一种信念、支点和内心的需要.毕竟在“ ”中,“人民”也是受难的,“人民”的表述也能够给他以足够的底气,哪怕这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或者一种虚幻的向往,但在当时有利于艾青表述他的立场,有利于诗人主体性的建设、健康的文化环境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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