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本文关于宫廷教育思想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宫廷教育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宫廷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格正君心”和“懋修圣德”来培养君主的道德人格；而宫廷教育的意义则是强调帝王虽然天生聪明,但也必须实行后天教育,即所谓“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保证帝王“日新不已”；对于宫廷教育的途径,则认定尊师重道和重视经筵日讲为必由之路；宫廷教育的方法则强调学用结合和知行合一.尽管明代针对帝王和太子的教育思想比较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宫廷教育的成效就很大.相反,其宫廷教育思想是在皇帝的消积怠学和怠政的情势下激发出来的,多具有说理性和劝说成分,难以落到实处,但其毕竟贡献了一些宝贵的观念和思路.
关键词：明代；宫廷；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谢贵安,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2-0163-09
宫廷教育思想,是指针对宫廷中皇帝、太子、后妃和宦官进行教育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意义、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等.明代是程朱理学十分发达的朝代,因此在宫廷教育上形成了有特色和成系统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小农经济基础、君主上层建筑和儒家意识形态.宫廷教育思想是由作为上层建筑的代表皇帝与作为意识形态的代表儒臣共同制订和相约执行的.君主“私天下”的实质与儒家“公天下”（大同）的品格之间虽有终级目标上的分歧,但在近期目标上却是目标一致的同路人,都强调加强皇权并通过提高皇帝的仁心和素养来实行仁政,维护王朝的和平与安宁,让百姓安居乐业,达到“小康”的盛世.因此君主与儒臣在宫廷教育上,具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教育思想.明代建立后,开国之君太祖朱元璋不仅主动进行自我道德的提升和文化修养的提高,而且大力兴建完善的皇帝经筵日讲教育、的储君教育、皇子宗室的教育、后妃的内训教育和宦官的约束性教育,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宫廷教育体系.永乐宣德以后,随着皇帝集权的极致化,作为皇权不可分割的力量的宦官,其道德文化教育也出现了制度化的倾向.然而,在整个明代,最为重视的还是帝王太子的道德教育,因为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是现任和未来最高统治者的教育,直接关系到当下和未来的政治兴衰和国力强弱.本文宫廷教育的内容以皇帝和太子的教育为重点.
明代宫廷教育史的研究,学界已有比较多的成果1,其中对明代宫廷教育思想有所涉及,但迄今为止,对该问题的研究未见专门而系统的论文和专著.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明代宫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朱明王朝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以确保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生活稳定.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首先就是塑造道德高尚的皇帝和太子.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是最高端的国家教育,关乎帝国的兴亡和民众的生死,因此明代儒臣乃至君主本身,都特别重视帝王的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在明朝理学家看来,道德的形成是理欲博弈的结果,理胜欲,则道德高尚；欲胜理,则道德败坏.道德败坏的君主,必然导致政治混乱和民心丧失.民心一失,则政权的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明代宫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君主的道德人格,格君心之非,养君德之厚.当时的儒臣就用了许多词语,如“启沃君德”、“圣德懋修”、“修圣德”、“痛行修省”、“养心”、“正君心”、“格正君心”等来作表达.
作为大明帝国的意识形态——理学思想,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理与欲的纠结.理代表着正,欲代表着邪,明儒宫廷教育的目的,便是令君主“正心”和养德.郑庆云在《务学亲贤养圣体以慰群望疏》中指出：“上之则无欲,次之则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如果皇帝的“非惟不能寡,而又纵之”,就会带来不良后果,“效验昭昭”.提出“寡欲之道,惟在于正心,盖欲者邪之动,正心之道等盖理欲本交战,邪正每相形.真万世圣学养心之要道也！”[1]（卷二）杨守陈指出对帝王进行教育时,应该“备极帝王之全道”,特别是要重视“理欲危微之辨”.[2]（卷二二《初开经筵》）这种理欲观,甚至影响到皇帝的思想.明太祖曾提醒太子做到“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如此则“天下之事,可得而治”.[3]（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乙卯条）.既然理欲并存于人心,而又带来灾难,那么要想国家大治、政权稳固,就要“存天理,灭人欲”,去除私欲,格君心之非,要格君心之非,使归于正,就必须讲求圣学,通过儒臣的经筵日讲,来使君主圣德日厚.正统时侍讲刘球上疏指出：“古圣王不作无益,故心正而天不违之”,要求“皇上勤御经筵,数进儒臣,讲求至道,务使学问功至,理欲判然”,这样便能“圣心正而天心自顺”.[4]（卷一六二《刘球传》）
在儒臣看来,只要格君心之非,使其心无邪念,不事逸乐,就能培植德性,专心理政,达到民富国强的局面.因此,他们不断强调通过“圣学”教育,格君心之非、养君德之厚.胡濙在《任贤良以隆治本疏》中特地指出：“臣闻缉熙圣学,尤先于侍讲之官,辅导储皇,亦莫先于庶子之职.盖圣学者,人君致治之本,必得正人以讲明之,而治道益隆.储君者,宗社臣民之本,必得正人以辅导之,而国本益固.侍讲之官,必择学行醇正之士,俾之横经帝幙, 绎古今,朝夕论思之际,以格正君心为己责,以谋谟治道为己任,如傅说论圣学于高宗是也.”[5]（卷三七《纠劾》）儒臣们认为,国家治乱系于君心,君心所养在于贤人讲明正学,因此宫廷教育的关键便在于讲正学,格君非.万历时湖广道监察御史吴达可上书指出：“国家之理乱起于君心,君心之岀入系于所养.学所以培养君心,而贤人君子则固讲明正学而维持此心,不可有一日之间断者也.”[6]（卷一《圣治类》）
儒臣普遍认为,“讲学为正心之道”.宣德时御史陈祚上疏言：“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4]（卷一六二《陈祚传》）武宗时,李东阳阐述了儒家的六经是“圣道”的本源,而圣道是指导君主为政的法宝,圣道是否能够起到为政指南的作用还受君主之心的左右,君主之心需要通过讲学来端正：“圣道在六经,为政必先于论道,君心理万事,讲学乃所以正心.”[7]（卷一三九）然而,武宗时“群珰窃柄,导上佚游,媟嫚极矣”,兵部尚书许进（谥襄毅）认为不能“独攻其标”,而应治其本,即通过讲学来格正君心,于是“因经筵有见”,上疏强调帝王经筵讲学的意义：“帝王之学在养心亲贤,而经筵为首务.”胡直在读到他的这份奏疏后,也阐述道：“夫唐虞之世,天下政务不少矣,然元圣上贤交议文陛之上,则独以道心精一为授受,以兢业佚欲为劝戒,皇皇焉,不敢以他务先之.彼岂不欲咨实政而亟为此款言哉,诚以天下治忽之机,在人主之一心,而心之难操,又非可与众庶论也.故虽以元圣辅之,上贤犹惧罔念之为狂,而况武皇帝左右狎溺荡心伐性,且十百寻常者乎！是故公当其时,人不与适,政不与间,乃奋其衷赤,以帝王之学为言,意庶几焉.”[8]（卷一八《书大司马许默斋公录襄毅公疏草后》）看来,儒臣认为天下治乱之机在君主一心,而人心又最为难测,因此必须用理学“诚意”、“正心”和“修身”的功夫来修理君主之心,这样就必须重视经筵日讲的举办,通过讲学来格君心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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