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苏区标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作用与当代,本论文为您写马克思主义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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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厚的历史根源、特殊的客观环境、受众的知识水平限制以及标语的特殊传播效果,使标语成为中国在苏区时期的重要宣传媒介.标语宣传在早期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区标语宣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早探索和有效实现形式,为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苏区标语宣传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学习与借鉴.
[关键词]苏区；标语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3-0074-07
[收稿日期]2015-03-12
[作者简介]颜清阳（1968—）,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人事处副处长,调研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罗庆宏（1969—）,男,江西新余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党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苏区红色标语宣传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14XDJ021）的阶段性成果.
①本文所指的标语包括张贴或刷写在墙壁上的口号、布告、对联等文本形式.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前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命题.“大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易于为大众所理解、接受与掌握,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实上,早在苏区时期,党和红军就用标语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媒介,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早探索和实践.标语①作为苏区时期我党的重要宣传形式,产生了巨大的传播效果,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许多值得当今借鉴的经验.就此,本文拟对苏区标语宣传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为何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论证苏区标语宣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早探索形式,而且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从而为我们如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一些借鉴经验.一、苏区标语宣传何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传入中国,早期主要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在民众普及上,苏区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大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培育和引导的阶段.
本文所讲的苏区时期,是指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为首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和工农红军,鼓动广大民众起来支援红军的革命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非常重视宣传工作.而在宣传的媒介上,除了报刊、电台、学校,主要是以标语传播为主.
在苏区时期,特别是前期,由于普遍处于敌人严密封锁、经济文化严重落后、信息传播非常闭塞、民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特殊环境,标语这种通俗易懂、简便易行、受众广泛、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介,便成为当时主要的传播工具和传播形式.主观上的需要和客观环境的限制,使苏区标语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深刻的根源与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3期颜清阳罗庆宏：苏区标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作用及当代启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一）深厚的历史根源.标语（口号）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标语（口号）具有显著的动员功能,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登泰山,立三丈高的石碑“刻石颂秦德”.后来历代封建帝王纷纷仿效,树碑以歌功颂德.这类石刻标语可以看做是现代标语的雏形,是封建帝王训化民众的一种宣传鼓动手段.中国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有唤醒民众的响亮口号,如秦朝时期陈胜、吴广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就是最早的农民起义军口号；北宋末年王小波、李顺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明朝时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提出了“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口号；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这些口号都起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由于标语口号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国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重要传播手段.[1]P19
（二）“灌输论”的理论依据.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P317据此,1903年列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灌输”原理.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灌输”这一理论逐渐得到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认可.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同志就认识到,要充分发动广大群众投身革命,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国的政治主张从外部灌输进去,使之成为广大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念.1927年12月29日,在江西宁冈县砻市镇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攻打茶陵县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时,首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3]P1261928年10月2日,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着重提出要重视宣传工作问题,提出了“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重要思想.[4]P192将群众宣传工作列为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1929年12月,又专门为古田会议撰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務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5]P96为此,他在《决议》中明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认为“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红军就失去了打仗和存在的意义.”[6]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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